近日，首都医科大学校长、著名生物学家饶毅教授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饶议科学」撰文重提了一件发生在 10 年前的旧事。

诺奖得主、法国著名病毒学专家吕克・蒙塔尼教授在近日接受法国的一个医学专业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用数学模式对病毒基因研究得出的结果，确认了之前印度学者提出的新冠病毒带有艾滋病基因的发现。

作为一位诺奖得主、病毒学专家，蒙塔尼声称新冠病毒系人为合成，且包含艾滋病毒的核酸序列，无疑会产生重大影响，无怪乎饶毅教授直接怼起了人，并且不留情面地旧事重提了。

追棒诺奖得主热

自新千年伊始，中国就兴起了一股国外诺奖得主“走穴热”，国外诺奖得主来华疯狂捞金，中国真的是“人傻钱多速来”吗？

我们不反对诺奖得主来华，其实对于诺奖的崇拜与向往，可以营造良好的科学氛围，日本也是先有诺奖崇拜，然后成诺奖获奖大国。但我们发现，国内众多邀请诺奖得主参加的论坛、活动多遭到科学同仁的质疑，多是有名无实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有的甚至沦为中介机构赚钱的工具，很多流于形式主义。

那么，反对形式主义的诺奖得主来华，也成为了学界的一大呼声。而高校及科研机构作为引进诺奖得主的另一大主体，是否应该算一下引进“性价比”这本账？

诺奖得主来华的变迁史

诺奖得主从何时起频繁来华，这个已无从考证。据不完全统计，在2013-2019年，7年间应邀来华参加活动交流的诺奖得主不少于73场，共计76人之多。有趣的是，2014年之前，到访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中，半数是经济学奖获得者，占据绝对优势。近年来，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受欢迎程度提升，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来华人数快速增长。

蒙代尔是来华最多的诺奖学者。1999年，蒙代尔因“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理论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提出的“最优货币区域”理论将欧元由概念变成现实，被誉为“欧元之父”。早在1995年，蒙代尔就到访中国，与中国就此结缘。获得诺奖后，更是成为了“常客”。此后10年间，蒙代尔访问中国超过20次。仅2013年下半年，就来了5次。

2014年，媒体也爆出了“一周3位诺奖得主中国行 洋大师中国走穴施道还是捞金”的新闻。记者从某具备策划各类大型论坛、沙龙活动经验的业内人士处了解到，企业邀请蒙代尔和罗杰斯等大师前来演讲报价都是100万元人民币（约16万美元）。实际上，出席演讲捞金只是行程中很小的一部分。羊城晚报记者拿到一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行招商方案，发现诺奖得主在中国每一分钟都充满商机。例如，演讲会中的与大师互动对话环节、往返机场车程中与大师独处、大师亲临企业参观指导、招待晚宴、午宴，均可明码标价，向社会“出售”。

根据招商方案，首席冠名赞助合作伙伴限1家开价200万元、战略合作伙伴限3家叫价80万元、指定赞助限5家每家30万元、支持单位限5家每家15万元。而就活动实际情况而言，诺奖得主能否给中国解惑，仍要打个问号。因为现场对于不少问题，洋大师常常以缺乏对中国的深入研究而表示不宜作答。

《科技日报》因此刊文指出，诺奖并非万金油，刹住诺奖得主“站台”的歪风。批评诺奖得主走马灯似的来中国作秀捞金，对地方政府而言，是对“动辄请来诺奖得主来讲学等同政绩观”的矫正，也是在提醒运作链条各方，诺贝尔奖从走秀商业价值考量，已非稀缺物品，不再是奇货可居。

高校引进诺奖得主常态化

2019年，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中国高校及科研机构至少密集引进了10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海南大学一次性聘请了4位诺贝尔奖得主。

中国高校对诺贝尔奖得主的热情追捧，一直备受争议。赞同者相信，诺贝尔奖得主不仅做出过杰出的科研成果，更拥有过人的科学远见和科技资源，邀请诺贝尔奖得主加盟，对高校的师资力量、科研水平和国际交流都大有裨益。

反对者则认为，近年来的诺贝尔奖常常颁发给数十年前的重要科技成果的创造者，获奖者的年龄普遍偏大，多数早已过了科研创新的顶峰时期；更重要的是，这些重金聘请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多数不会全职在国内高校工作，有些甚至只有“虚职”“虚衔”。

纵览诺贝尔奖得主的引进名单，不难发现，“名誉教授”“荣誉教授”“特聘教授”等字眼频频出现。这些“××教授”头衔，通常是高校授予在学术界有突出贡献学者的荣誉称号，往往不存在合同约束。即便有合约性质，很多也缺乏实质性的约束措施。也就是说，诺贝尔奖得主作为某一高校的“名誉教授”“荣誉教授”或“特聘教授”，究竟应该为这所高校履行哪些义务，常常是没有明确规定，或缺少制度保障的。

引进国际高端人才，且有明确的“用人”目标，这是好事。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受聘的诺贝尔奖得主有不少是“多面手”。就拿担任海南大学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其中两位诺奖得主来说，迈克尔·莱维特同时也是浙江大学教授、西北工业大学名誉教授和复旦大学名誉教授；阿龙·切哈诺沃与中国的渊源更深，他不仅身兼西华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杰出教授、南京大学名誉教授等职，还是第一位担任中国高校领导的诺贝尔奖得主——2015年起，他开始出任筹建中的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常务副校长。

算一算引进“性价比”

国内高校引进的诺贝尔奖得主普遍年龄偏大，倒不是因为不欢迎正值盛年的获奖者，只是这样的人选实在太少了。那么，就让我们来试着算一下中国高校引进诺贝尔奖得主的“性价比”吧。

以2019年引入的这10位诺贝尔奖得主为例，他们的平均年龄约73岁，最年长的是2008年诺贝尔奖得主哈拉尔德·楚尔·豪森，83岁高龄，被天津医科大学聘为名誉教授；最年轻的则是2014年诺贝尔奖得主爱德华·莫索尔，57岁，被山东大学聘为兼职讲席教授。

2016年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已公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平均年龄超过70岁，且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获奖者的年龄呈现出一定的“增长”趋势。这可能与近几十年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成果的数量激增，一些成果“等待”获奖的时间相应延长有关。但即便是依然“高产”的诺贝尔奖得主，也很难说究竟是倚靠世界一流课题组的综合水平，还是诺贝尔奖得主的个人实力；是整个团队欣欣向荣，还是课题组长老骥伏枥。鉴于国内高校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引进了诺贝尔奖得主本人，而非邀请整个团队入驻，对这个问题应当慎思明辨。

另一方面，这些诺贝尔奖得主是否一如坊间猜测的那样，个个身价高昂呢？从有据可查的有限信息来看，不同机构和不同引进方式的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据媒体报道，深圳市政府计划到2020年，引进不少于10名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科学家。符合条件的诺贝尔奖得主来深圳组建实验室，最高可以得到1亿元的建设资助。而山东大学公示的兼职讲席教授待遇，则为“聘期内提供10万元/年的岗位津贴；聘期内根据学科特点提供科研活动经费6万元”。

其实，6万也好，1亿也罢，高校引进诺贝尔奖得主等高端人才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提升科研水平、建设学科团队、培养优质人才、扩大社会影响力。如果这些目的达到了，那么谁也不能说这笔钱花得冤枉。问题的关键在于，每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引进”“受聘”“入驻”时，都有宣传有喝彩，一番热闹景象；几年下来，关于这些举措取得了什么成果、起到了多大作用，却总是静悄悄的。

缺少了后续的产出报告，重金引入诺贝尔奖得主的“性价比”，难免成了一笔糊涂账。希望未来，这些来华工作的诺贝尔奖得主，都可以做出与诺贝尔奖背景相称的贡献，让这些关于“性价比”的争议，都化作一时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