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劲老师是材料科学系物理电子学教研室的教授，长期从事不锈钢腐蚀领域的研究；同时他也是电科本科生必修课程《表面分析》的讲师，孜孜不倦地与一批又一批材料学子分享自己沉淀多年的经验见解。李劲老师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清华大学生，兼具广博的学识与严谨的治学态度。无论是在教学还是科研方面，他都十分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讲课过程中注重引用实例，力求展现每个知识点的应用价值。在生活中，李劲老师还是一名戏曲爱好者，为人幽默风趣，处事淡定坦然，深受同学们爱戴。

    5月15日，李劲老师为材料科学系全体学生党员同志上了一堂意义深刻的党课，畅谈中国制造的“昨天”、 “今天” 和“明天”，明确复旦材料人的时代使命、勾勒复旦材料人的光辉未来。李劲老师如是说。

  材料与制造

    制造业在中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制造业和材料有什么关系？材料在制造业各要素当中占据什么位置？这是作为材料人应该了解的。制造业整体框架中包含了几个要素，通俗地讲，第一，设计是基础；第二，材料是先导；第三，工艺是手段；第四，测试是保障；第五，可靠性是根本。

    先说设计是基础。显然，器件、装置、设备、装备、构件、基础设施等，它们的设计一定是以对材料性能的充分体现和了解为基础的。材料是先导，讲的是首先要有材料，才能够依靠材料的性质去设计制造品功能，这当然就是处于先导地位啦，等价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工艺是手段，除零部件、器件和整体加工及组装技术外，还要研究具体材料本身的组成、结构、性能和工艺关系，优化材料工艺，所以说工艺是很重要的。第四测试是保障，包括整机调试、各种功能的测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材料测试，包括它制成构件以后的承力、环境适应性的测试等。可靠性是根本，这个是涉及材料的稳定性、失效和寿命的问题，说的是，东西很好，但一用就坏，那不行。对于结构材料讲，主要就是指腐蚀、疲劳断裂与磨损和对应的防护手段及有效性等问题。

    看一下我们材料系目前的科研教学工作情况，不仅很好地展现了一个综合大学学术生态多样性的特点，同时也和国家制造业密切相关。做基础的，工作在物质科学研究层面，描准世界一流与未来新型产业，我曾经将之称为“屠龙”，这些出色的工作奠定了材料系的学术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但与国家制造业距离较远；做应用的，主要集中在可靠性上，如，微分析技术、仪器分析与化学分析、有限元分析与计算材料、力学与疲劳试验、光纤应变测量、涂料、封装、腐蚀、磨损、失效等，这些配套技术是复旦材料系区别于其它兄弟院校的鲜明特色，我曾将之称为“杀猪”，靠这个服务国家当前制造业，做出了材料系的重要贡献与出色声誉。由于所涉及材料种类、学术内容与所针对行业多样性的原因，我们的相关科研方向整体联动机制尚待形成，课程与实验教学学生培养体系尚待完善，人才培养目标尚待凝聚，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可以看到，制造业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材料了，我们身处其中，大有作为。国家对材料研究是高度重视的。这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大家可以看到，去年国家进行了“双一流”学科建设部署，“双一流”的总要求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什么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通俗简约地讲，就是第一要服务国家，第二水平要高一些。在整个双一流建设学科，也就是说国家准备投入最大的学科中，材料学科数量是所有一级学科中排在第一位的。全国三十个高校入选。在刚刚进行的全国学科评估中，我们是排在B+，也就是说20到30位之间，如果国家不把材料学科作为重点来建设，双一流我们应该是排不进去的。我们来看看其它双一流学科的情况，化学是26个，处于第二位，因为化学也是支撑材料的基础学科，因此搞化学的人也经常做材料，或者是物质科学基础研究。物理只有6个，新闻2个，为什么？我的理解，可能是和制造业关系小吧。我们复旦还有哪些学科进了“双一流”建设呢？在各工科方向中，只有环境、材料，以及航空航天选上了，而这三个学科的对口院系，在复旦大学是属于不太有显示度的。这是否合理呢？可以说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双一流的标准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中国特色”排在“世界一流”之前，因为国家需要。当然，我知道，这个说法也会有很多人不同意。比如，会有人说系和学科是两回事，双一流主要是按单位文章与获奖排名的，再如，我们的航空航天实际贡献不那么大吧等等，不去管它；如果真是那样，随便找几个本科生就能决定谁是双一流了，要教育部干什么。

    所以，作为材料系的同学，应该对国家与世界制造业基本状况有所了解，让自己有一个广阔的的视野，或者说是“见识”。一个人，特别是做科学技术工作的高级人才，别人怎么评价我们的水平？对于个人而言，实际上就是三个字：才、学、识。什么是才？什么是学？什么是识？最先提出来这个标准的，是一个唐朝的史学家，也是号称中国历史学研究的第一名人，叫刘知几。在这个之前有史学，司马迁他们都写，但是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新唐书》里面记载：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

    这就是说我们做一个一般性的细节的东西，只要有一定的才华和知识就可以了。但做大事更重要的是要有“见识”。什么是大事？具体说来，指的是有全局影响的事、有一定历史意义的事、有重要成果的事、有难度的事、靠特殊方法才能实现的亊。我们复旦材料系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培养在材料领域能干这些事的人。那么什么是“识”？

    “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新唐书》——笔者注）对于优秀人才而言，有“见识”是第一要务，就像诸葛亮能给出“隆中对”。我们到复旦来，和到其他学校相比，从学知识的角度没什么差别，都要学微积分、物理等。主要差别在于在复旦大家可以遇见优秀的同学、优秀的老师，有一个很好的平台，相当于在武林中进入一个高等级的“山门”，因而可以有很高的见识。我们主要学的是材料学的知识，但我们要对整个国家和世界的整体情况要有一个认识，这就是这个“识”。

    再回过头来讲我们制造业的情况。通过最近的新闻，特别是中美贸易战相关报道，可以看到一些人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认识有些困惑。一种声音说“厉害了我的国，美国吓尿了”，还有一种声音说“我们什么东西都是吹的，都是靠进口关键材料与器件组装的”。到底真实情况如何，这就需要对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今天要讲的制造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尽量真实的整体描述。本来想讲，“昨天”是指从古代到五四运动；从五四运动到去年的十九大作为“今天”；今后的30年到40年叫做“明天”。但估算了一下，一个小时时间不够，所以换个划分，“昨天”我们就改从建国开始讲起。以前的等以后有机会再说。“今天”指最近十来年。明天不变。

  中国制造的“昨天”

    “昨天”的主要特点是，学习、模仿为主，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国家全方位制造体系，但规模不够大，基础不够牢，水平不够领先。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制造业的情况相当差。那个时候我们的普通的产品，前面常常加了一个“洋”字，洋火、洋油，洋钉，都是用洋的。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不能制造，比如当时上海的制造业还是有的，东北、天津也有，而且清朝时就有，如洋务运动前后建成的一批工厂，希望“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山寨”。但那时以后我们处于战乱时期，发展情况很差。如钢产量非常低，当时只有汉阳钢厂在生产，像鞍钢都是解放战争之后才恢复生产的，形象的说，那时全年的钢产量仅仅够为我们全国每个女同志打一只发卡。

    建国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苏联，加入社会主义阵营。那时苏联还是由斯大林领导，非常有国际主义精神，帮助中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150个工业部门基本建完整就是在那个时候，还接受了我国11000多个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后来成为了新中国建设的生力军。他们当中就有复旦谷超豪和清华校长高景德等。当然他们的老师辈还是主体来自欧美。依靠这些人和全国技术力量，再加上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建立了整个的工业技术体系。从原来大体上会的很少到造出拖拉机——东方红拖拉机，然后造出来卡车——解放牌卡车，然后造成了轿车——红旗牌轿车。还能制造飞机、大炮、坦克。1957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那时中苏矛盾显现，但中国还是要强调自力更生，要有自己的国防能力，这时候毛主席提出来：“我们也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后来赫鲁晓夫确实也派了一批专家，但是很快就撤出了，这时候就全是中国人在自力更生。1962年，美苏英三国签订了限制核武器发展的三家条约，那时中国压力很大，大家都在疑问要不要爆，毛主席后来挥笔写就了《念奴娇·鸟儿问答》：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1964年，原子弹爆炸了。接下来，1967年，氢弹爆炸了。1971年卫星发射成功。氢弹和洲际导弹也结合到一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年幼的我也加入了上街游行的队伍，彻夜狂欢。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看到平壤的情况，很能让我们回想起当年。当时苏联据说计划要像“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惩罚我们，摧毁中国的核设施，但是也是据说美国人不同意，所以我们成为了核大国，而且现在我们是合法拥核国。像印度、朝鲜、巴基斯坦，这些都是不合法的拥核国。作为国之重器，那时候有了相当的积累。但是那时的经济实力是非常弱的。我们小时候，衣服是穿得非常差的，几乎都有补丁，吃的也很差。像我当时恢复高考考大学的时候，我父母给我的承诺是，“你要是考上大学，就给你买一身的确良的衣服；你要是考上名牌大学，就奖励你一块罗马表”。不要说进口的罗马手表，那时候国产的上海牌全不锈钢手表也是相当的着名。当然后来，这些我都得到了，由于进的是清华，校园面积太大课间换教室跑路远，又加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天津产的，产品质量很好。这和现在差不多，学习越好，父母的经济压力反而越大，好在那时不用家里出钱买房子。上了大学，生活是翻天覆地了。学校每个月发给我15元，15元可以使生活很好了，每天吃一份红烧肉没有问题。一份红烧肉是两毛钱，一个月天天吃也就是6块钱。因为有10年没有高考，就招了这么几个人，所以都是国家来养。我们七七级的饭量普遍很大，北京定量供应每人每月30斤，给七七级特殊政策每人40斤，有些人还是吃不饱，靠女同学支援。和现在在座的你们不一样，现在你们的待遇差多了，都要家里出钱。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是师昌绪院士，是我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副导师是柯伟院士，给我们的待遇特别好，硕士期间我的研究内容涉及仿制石油工业中的耐蚀抽油钢杆，仿美国产品，当时就给我安排了一个老中专生王兆节师传，帮我做实验，很多事儿都是他来干，算成是我的论文工作。虽然那时国家的科技、经济并不如现在景气，但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这才有了中国近些年来的腾飞，当然这个是我说的。

    改革开放后，一直到2006年左右，我们一直处于全方位跟踪模仿阶段。对于具体情况而言，可能有点不一样，但是总体上是这样的。简单的讲，就是“山寨”。除了前面讲的那些，还有南京长江大桥、万吨远洋船、火电设备、十二万五千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组、内燃机车、运七大飞机，都是那个时期造的。可以发现，现在的“大国重器”大都是和那时的基础相关的。当然，1979年改革开放也引进了大批技术，比如建宝钢、引骄车、家用电器现代化之类，对技术提升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起的作用也很大。中间我们复旦大学也是有贡献的，最有名的一个叫做新型电光源，是由蔡祖泉教授在文革时期领导的，小时候我知道的第一个复旦人的名字，就是蔡祖泉。那个时候全国的新型电光源，整个就是复旦大学为主做的。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光源系都是很厉害的。虽然从现在的经费角度、论文及获奖的角度，他们在学校不一定是公认顶尖的，但是他们的贡献在于：培养的学生，现在在全国电光源领域是占有最重要地位的。什么是好大学？第一个标准，就应该是培养的学生在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复旦过去是文理为主，毕业的学生在制造业显示度不够，主要显示在文科社科自科领域。像清华大学是以工科为主，教育部一年前新一轮本科教学评估的时候，清华就展示毕业生在各个领域的发展状况。所以，教育部专家组的结论是，“一所大学和她所陪养的学生在大国自强和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放眼全球，也是一份少有的精彩”。一句话，不用评了，校长通过校友会把这个评价转发给每一个毕业生表示感谢。国科大一上来就请人评价，来的专家说，你一个本科毕业生都没有，评什么？学生最重要，不是引进老师的水平、大楼、设备、平台和经费，如果比那些，每个大银行和阿里都可以轻松地办着名大学啦。复旦处在这两校中间的位置，所以现在还在认真准备今年年？的教学评估，不敢马虎。

  中国制造的“今天”

    2006年之后的这些年，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消化改良集成再创新”阶段，这个说法很标准。但是最主要的标志是体量的扩大，而不是自主技术的飞跃。这期间，我们通过上下游贯通、中低端完整产业链建设与粗放型放大，使体量快速增长了三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利的后果是出现产能过剩，知识产权问题，同时付出了资源与环境的代价。这种代价，特别是地下水地表水的影响是长期的。所以现在要转型升级发展，由此也产生了与发达国家出现同质同货非差异竞争冲突。当然我们有了一些自己的东西，主要是体现在设计能力和加工产业链与集成能力三个方面。就体量而言，2006年全世界制造业的产值约10亿美元，我们中国达到约1亿美元，也就是10%左右。但是到去年，全世界制造业产值还是约10亿美元，但是我们占了三分之一。我们猛然增加的部分从哪里来？主要是替代欧美日的制造业。我是做不锈钢腐蚀研究的，主要针对钢厂与不同行业装备制造业及用户企业开展工作，对不锈钢了解较多。在20年前，我到复旦的那年，我们国家的不锈钢产量是不到30万吨的，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不锈钢锅、不锈钢的家用电器是很少的。用一个不锈钢的锅，那是很奢侈的。现在你再看，去年是三千万吨产量，增加了一百多倍，占全球50％以上，所以说现在不锈钢不那么金贵了。这是从量上来说的一个例子。从制造业技术来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运载工具，从航天火箭、天宫一号、C919大飞机，到第二艘航母、高铁、长输管道，都是不错的。从我们的基础设施建造，大型装备制造来说，几个重工机械厂占据了世界上很大比例，大型船舶大型桥梁都可以制造。另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东西，这个都在《大国重器》里面进行了展示。所以说，我国整个体系进步非常好。能源里面整套核电机组、火电装置已经打入国际市场，是我们国家的亮点所在。所以，无论从质还是量讲，都有一个很好的进步，但是最主要还是在量上。

    我们为什么还说是在“消化改良集成再创新”阶段？消化，还是山寨；改良，稍微改一点；加工集成，中国是真的厉害，相当不容易，尽管有些关键东西是国外的，我觉的还是很值得骄傲，这份骄傲，有复旦的份额，但是不大。这种优势，主要地来自于我们的体制。所以“四个自信”是有事实依据的。设计上虽然也可以讲是自主的，应该说实质摸仿的还是不少，如测绘设计、标准照抄等。我们目前一直是说在初级阶段，是大国而非强国，相对于西方发达的制造业，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这是符合事实的。例如，前几天，我们的第二艘航母成功完成下水试验，但是1945年抗战胜利之前，日本就已有25艘航母下水，所以我们差的还远，当然技术上有些不可比性。再者，我们的航天现在发展很快，已经跨入世界领先行列，但是与美国的差距也很大。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阿波罗载人登月返还，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登月。我们的高铁世界闻名，但高铁的轮子、轴、控制系统以及测试系统，几乎全部是进口的。航空航天系艾建良主任委托我代表他出任了上海航空材料专委会委员，从那里了解到，我们的C919的制造配件来自14家波音与空客的供应商，但这些供应商都来自国外，国内有7家辅助厂家，在沈阳、哈尔滨、成都等，但实际的工作就是把国外的材料与零部件进行加工与部分组装，然后再运到上海进行部装与总装，也就是说绝大部份材料都是进口的。我们的华为、中兴发展迅速，但大家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在基础器件材料上差的还是很远。

    理性地讲，这种情况很正常，毕竟我们的积累少些，基础差，这是需要时间的，不能急噪。

    相对而言，山寨要容易得多，以钢种为例，成分一分析，设计就完成了，工艺试错法调整到相似的组织，性能就自动匹配了，不需要做很多研究。再如，很多科研单位宣称某某材料我们已经做出来了，可能不假，但是离商品化尚远；做出来很容易，做到稳定并具成本竞争力很难。对材料而言，通常，做到合格产品，相比于“做出来”，要多花百倍的人员、百倍的资金、百倍的时间，这是至少的。我们的宣传中，常常认为最先做出来的人功劳很大，号称“原创”，那是属于无知的，是一种误导。大家很容易看到，只我们系的研究生毎年至少都能做出几十种新材料，小意思。

  中国制造的“明天”

    十九大以来，提出要进入自主创新阶段，计划到2050年，使我国成为社会主义世界强国。但是这个2050年，还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洋人不进步了。如果洋人也进步的话，依然很不好超越。因为我们在提目标的时候，总是要提的高一些。在1950年代，提出了大跃进，叫“超英赶美”，用几年的时间跨入强国行列。在我读大学时，开始改革开放，那时的口号是，“奋斗20年，到本世纪末，把我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到2000年，这个目标我们也没有实现。那么我们现在提出目标是2050年。一开始的间隔是十年，后来20年，到现在30年，越来越理性了，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实现。但是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肯定不是靠我们这代人了，靠的是你们在座各位。

    当然，我们也要分析原因。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很多的领域会进步很快。然而在很多领域我们不行。我们只有知道了我们行在哪儿，不行在哪儿，才会有一个具体正确的行动路线。我们不行在哪？我觉得，我们不行主要就不行在底层技术方面，一方面由客观积累不足造成，一方面由主观认识不足造成，导致科技体制制约。比如说，我是做不锈钢腐蚀的，我在产业合作的过程中，从上游到下游承担的都是我们国家比较重要的一些制造业项目。通过这些课题我们可以对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比如说。我们不锈钢产量2006年是600万吨，其中150万吨进口；但是到去年我们3000万吨，其中60万吨进口。也就是说，我们基本实现了国产化，包括着名的690合金。但是在不锈钢的设计上面，我们还是用的Thermo-Calc软件。各种合金元素数据，也都是洋人做的。从用户来说，比如说核电，我们也实现了自主设计。那么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使用的很多是国外标准。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304不锈钢。把它放到675℃退火15分钟，然后在16%的硫酸加6%的硫酸铜里沸腾浸泡16个小时，如果不出现晶间腐蚀，那么这样的钢就可以用40年。这是国外标准告诉我们的，我们按照这个来设计，这个其实是空壳标准。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回答的是，如果核电站的运行温度提高20度，那么它还能用多少年；如果我们想用60年，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们还没掌握。当然有很多人说自己掌握了，但是讲不清楚很值得怀疑，所以不能用。这个就说明我们差的、缺的是底层技术。比如基础数据、服役数据、材料多因素模糊技术、串行材料工艺窗口规律、稳定性控制、档案的规范性等，都是底层技术。再具体些的例子，炼钢时不同种类尺寸的夹杂物上浮速度如何？瞬间分布如何？这是高端工作非常重要，钢厂希望大学申请国家基金做，现行体制不改革，大学肯定没人愿意做，因为做的再好贡献再大也肯定请不到基金，提不了教授，因为我们过去急功近利不鼓励底层技术。从材料工业技术成熟度划分，共分九级，第一是物质科学层次，也就是我们的论文层次；第九级是产品市场化。中间隔着七个层次呢。就拿一个材料稳定性来说，不稳定意味着不掌握，不掌握意味着不明白，搞明白那是相当难的，因素太多，每个都要掌握，需要时间、专注与大量人员投入。直到今天，科技界仍然浮噪，教育部还在搞指标化，国家奖励只关心第一和第九层次，底层技术仍然没有受到重视，这是问题所在，这种情况不改变，后果会很严重。一方面发论文的学者不进工厂，一方面搞山塞不做基础，中间严重脱节，还居然有人美其名曰“要么升天要么入地绝不做吊死鬼”，这分明是在鼓励投机者。事实上，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发展的顺利与否，关键就在于这个所谓的“吊死鬼”，一大批精耕细作的吊死鬼。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在特殊钢领域的具体规划是主体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没有说要超越，说明国家层面的认知还是淸醒的。又如，在大学做实验，我们目前的工具是都有的，比如把样品做好了分析它的结构组织大家都会，但是我们不会造电镜、俄歇、XPS等等，这些都是进口的。前些天收到学校一个调查提问，问你们课题组的设备有多少是受制于洋人的，当然这个问题是很愚蠢的，如果没有进口的话，我们复旦大学理工科的实验研究水平就一下退到20年前了，可能还不止。这些都说明我们的底层技术是非常缺乏的。我们现在还需要大量的基础研究与基础数据，而现在这样的研究与数据积累是缺少的。当然我这里说的基础研究是指底层技术相关的研究，不是指物质科学基础研究。

    在1950年的时候，西方国家总结二战的教训，把应用研究作为国家控制目标。所有技术学科研究的结果就开始是片段化广告化发表了。在之前的研究是属于全人类的，比如说居里夫人发现了镭，连专利都没有申请，她的贡献属于全人类。在1950年以后，这个方法就不行了。到了1970年之后。真正重要的工作都不公开发表了，纳入公司技术秘密。这导致我们的现在的科研工作者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进行查阅的。许多知名专家经常在大会上讲国际目前某工业技术水平如何如何，当你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时，就张口结舌、说不出来了；遇到关系亲密的私下问时，大都回答“哈哈，道听途说呗”。复旦名言“不读尽天下书，不可信口？黄”，很难做到，点名说别人不太礼貌，就说自己吧，肯定是做不到的。当然，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论文，例如不锈钢腐蚀的SCI论文每年都有约3000篇，但这些东西大都是没有什么用的。我在金属所读研的时候，我的导师告诉我，发表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有用的东西都不能去发表。所以我就一直把这个传统执行下来，复旦腐蚀的地位在国内现在不算低，就是这么来的，不是由于发表的多，而是由于凡是有用的都不发表，只展示最终分析结论；结论一验证，你有水平；你怎么做的？技术秘密。这是对国家负责，同时大部分内容都是在企业合同中限定不准发表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发表的高影响因子文章，有什么特点？影响因子高的文章，大多数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它大都属于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能源、环境，这四大领域的一种，搞前沿。第二个他这个材料的体系，是所谓“孔管线棒，球点粒膜为主”。第三，是多尺度的复杂结构的调制。比如说高熵合金，把结构搞得越复杂越好，还比如复合结构、纳米结构等。第四个就是在制备材料的过程中使用光声力热电磁，各种扰动。在测量性能的时候也要采用光声力热电磁。如今如果我们想要发表高引用的文章，就需要各种场的扰动，而且最好是多波型组合扰动。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大都是没什么用的，与制造业关系不大；但是对于研究生素质陪养来说这些工作还是有很好作用的。同时，学校国际排名主要还是靠这个，所以绝不可以不重视这些研究。我的意思只是说现在有些产能过剩了，一定会调整，老师同学要做好思想准备，物质科学基础研究领域很多人要调整到新型制造业方面。有用的谁会去发表？洋人没有那么傻。所以才有“核心技术是学不来的”说法，这个说法是明智的。此外，提升制造业水平，很多时候，创新只是一个方面，有时更重要的事情是补课。别的不敢讲，至少在不锈钢领域，还有二、三十年的课要补，还远远谈不上创新。

    十八大以后国家就开始淡化这个东西，但复旦现在还没有明确地表示开始，因为复旦情况特殊，是文理为主，应用为辅，估计以后的工科部分一定不是这样，这样办工科不会有前途的。要做体制改革，第一是要如同习总书记说的“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第二呢，需要评估对国家技术进步的建设性的成果，包括毕业生，加以精神物质双重导向。我们自然科学基金去年全国材材料一共是1900项，其中金属600项，高分子500项，无机非金属800项，一半是青年基金。其他的面上基金一共950项。这些中非高教系统拿走了一半，高教系统的物理化学生物电子信息也要拿走，最后只剩下370项左右。全国共有370所大学有材料院系，基本上就是平均一个大学一个面上基金项目。所以基金的分配是对研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不给钱了，倒逼过剰基础研究人员走向服务产业。学校院系、特别是青年人，应该提早认识到这点。比如我们系搬迁到江湾实验室就是按照经费来分配面积的，不一定合理，体现的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务实导向而已，逼着青年教师向制造业转向，因为国家和企业科研经费投入增减的趋势已经明朗化了，贸易战提出后，别无选择。另外，我们还需要从人才制度上着手。比如说美国大学的教授拿到手每年十几万美金的工资，我们国家的大学也有部分人差不多是拿到这个数字，考虑到两国人均收入水平，中国就造成了比较大的贫富差距，这个对于社会发展是不好的，特别是目前教师阶层固化下对青年学者成长不利。搞科研、创新，不能有人造的权威等级与资历的限制，要靠青年人。虽然中国封建等级传统很强，很难改，但是我感觉，国家马上会出台密集政策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为创新趋动发展扫平道路。100万元出一篇文章，1万元出一篇文章，谁水平高？按照目前评价体系，是前者。很多学者的成就都是基于“我们”的工作，“们”越多，“我”越大，甚至个别的“我”根本就不用天天在实验室读文献做实验了，这个制度对规模化扩大很有用，适应了原本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而对今后质的提升与创新就相反了，正所谓做大容易做强难。基础研究也一样，一个“我”，一部分“们”发文章，另一部分“们”拼命引用，名字只要不重复，引用率和H因子就可以上去，过二十年再回头，可能一个也没有变成产品形成市场规模，成为“假动作”，这种情况学界都很清楚，经常议论。想把我们的材料搞上去，想把我们的工作放到国家的重点领域，需要非常系统化的制度设计与资源配置。其中起码的一点，要把学者从专业无关会场和开会的路上倒逼回到实验室中读书和做实验，做那些与制造业提升相关的工作，必须说明的是，我这里主要指的是工科，不包括文、理科，大家任务不同。

    还有就是，我们搞出了那么多品质上国际领先的材料，发了那么多奖，为什么大都不能转移到产业中？申报材料“证明”出来的效益与GDP对不上，不可信。答案应该是，一方面，产品性能指标领先不等于能够在市场上立足。军工产品可以不计成本，市场不是这样。比如，百炼成钢，你反复炼一百次，我炼一次，你的性能可以比我好一点点，但是水平和我比那就差远啦。另一方面，10个指标，你牺牲一个把9个提上去，你说你主要指标国际领先，我也不能否定你，何况评审专家一般情况下都不是真的一线专家呢，但是大家都要面子，不懂也得装作懂的样子。现在科技部正在加强产业一线评审专家的比例，力图改变过去的“二流专家评审一流专家”的情况，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真正做出一个有竞争力的好产品，是不容易的。

  吾辈仍需努力

    我们有这么多的工作要做，我们有这么多的领域要提升，这就意味着我们材料人责仼重大，前途光明。上海以前是以制造业为主，但是后来逐渐转变为第三产业为主。上海在前几年提出来要确保制造业30%的比例，但是没保住，这次事件后是一定力保的。到去年，我们上海第一产业贡献是0.5%，第二产业是25.6%，剩下全部是第三产业。但是上海经济这么大的体量，即使是25%的舞台，也足够我们复旦材料系的同学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了。所以在座的同学一定能够找到合适自己能力特点和兴趣的工作岗位，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和价值。

    大家在了解这种大的趋势的背景下，要设计好自己的人生，规划好自己的未来，以此为依据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体系，选择好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导师。这个时候就要对国家的未来形势有所判断。国家的形势不仅影响到我们眼前的就业，也同时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发展。我们都可能面临着不同的机会。在不同的机会面前我们应该做何选择，这个很重要。比如说工作领域的选择，工作性质的选择，国内国外的选择，体制内机构、国企和民企作何选择，工作城市的选择等。当然，这也不易，有时候没有那么大的自由度。但是对复旦生来说自由度是不太小的。在博学广识的基础上认准方向做出选择并坚持下去，这就叫“博学而笃志”。

    同时我们在听别人说话、阅读和接收信息的时候，要分清楚事实、观点和充分了解现有的各种争论。不要盲从，重要的是不要把事实和观点相混淆。同时注意，讲的观点就不一定是正确的，而事实一般来说也是很难做到准确的。比如，我们在听人讲话的时候要分清楚是谁在讲话，他讲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达到目的，他夸大了什么，掩盖了什么，甚至伪造了什么，这个都要分清楚，大家要有自己的判断。这就叫“切问而近思”。

    这也是识。有了识，再加上复旦的深厚功力，就可以做到在任何人面前既不自卑，也不自大，技压四座，识高一筹，在自己和别人心中可以总是处于一流水准，因而有机会承担重要责任，有希望为国家做出一流贡献。

    我这里讲的也有很多是个人观点，仅供大家参考吧。

李思远丨录音整理 陈　蕾丨校对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