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则新闻很有趣，一则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罗林姣到深圳南山区桃源街道办任副主任；
另一则是一张来自杭州市余杭区的招聘公示引发大家的关注。在这份2018年杭州市余杭区招聘人员的公示名单里，清一色是来自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学历均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他们当中一部分入职岗位是在基层的街道办事处。
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客观地说，只要是个人基于理性自由选择的结果那就无可厚非。所谓热议，无非是结果与人们认知中的固有价值判断不一致而已。
那么在常识中，这些拥有高学历的人该在什么位置才符合他们的定位呢？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说法，我们可以把那些拥有高学历者看作是拥有特定学术资本存量的人。
所谓高学历，其实质无非是指那些用于积攒学术资本的时间较长、最后积攒一定量的可用于兑换的学术资本的人，机构的差异无非暗示其所积攒的资本质量的证明而已。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同类资本的收益率是相同的，任何人获得收益和荣誉都是基于其所拥有的资本存量来计算的。
在公众的认知中，匹配原则是最常用的价值判断准则，任何一个位置都由市场标识出特定的资本存量基准线。只有当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本存量与特定岗位匹配时，人们才认为这种选择是合适的。
当个体的资本存量与岗位资本基准线不匹配时会有两种表现：大材小用（本文案例）与名实不符（注水现象）。
回到本文案例，人们热议的这种大材小用现象，在人们惋惜之余，其背后还可以引申出很多有趣的推论，限于篇幅，我们仅探讨其引出的三个问题。
首先，这种选择是标准的降维收割。
外人看来是损失，实则是漂亮的理性计算。这些人拥有远超岗位（街道办）所需的资本存量基准线之上的资本存量，用公式表示就是：ΔC=C1-C0≥0（C1指个体拥有的学术资本存量，C0指岗位所设定的学术资本存量基准线，ΔC指学术资本的盈余量），这种超出实际岗位所需的资本存量为职业生涯带来两个好处：
其一，凭借所拥有的资本优势，他们对获得该岗位具有压倒性优势（降维收割的标准意义）；
其二，他们所拥有的学术资本盈余量ΔC，可以在未来很多年冲抵由岗位门槛升高带来的危机，从这个计算来看，这种选择是非常理性的，也是收益最大化的。
其次，如果任由“田忌赛马”式降维收割泛滥化，将导致整个社会总体利益受损。
从宏观上看，降维收割虽然能在局部提高基层的知识水准，但是社会收益有限。人是受环境影响的，换言之，他们影响环境的能力有限，反而是被环境影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如果全社会都采取降维收割，那么就会出现无限倒退的情况，最终造成整个社会损失的总资本盈余量是巨大的，即无数个体所盈余（ΣΔC）的资本总量没有为社会做出相应的贡献，这就是整个社会知识的巨大浪费。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既要抵制能力（资本存量）低于岗位要求的注水现象，也要遏制能力远高于岗位的降维收割。
知识是稀缺的，也是宝贵的，我们浪费不起，那些为此感到惋惜的人，你们是否想到如果任由降维收割成为一种常态，那么普通人还有岗位吗？他们要降到哪里去呢？往大处说，我们各行各业的一线谁来承担？
第三，官本位社会造成职业选择的扭曲。
客观地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知识的地方很多，即便降维也应该多元化分布才是，比如降维到教育、科研、企业等领域。
但是，遗憾地说，目前我们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官本位社会，行政的综合收益还是远大于其他行业的收益，导致知识首选向行政部门集聚，造成整个社会知识分布处于严重的不平衡状态，这种现象带来的弊端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从这个意义上说，降维对于整个社会福祉的提升意义有限。
如果说降维收割对于个人而言是利益最大化的，那么那些坚持学术资本存量与岗位匹配的人，其工作的竞争性更大、收益也更不确定，很可能一生中都做不出理想的成果，尤其是那些从事前沿工作的人，他们是否也可以选择退却，或者选择降维收割。
我们担心的是降维收割这种基于计算的模式是否会出现大范围泛滥？如果每一个层级的人都避重就轻降低自己的责任要求，那么整个社会是否会出现责任滑坡现象？
人类社会发展史早已证明，责任滑坡是一个社会开始陷入退化与丧失活力的表现。
谈论这些并不是想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某个人，而是想探讨一种社会现象。
我想没有哪个人会真心乐意放弃自己从事的专业，只是可供选择的机会太少而已，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泛滥，建议有二：
其一，深化市场机制改革，扩大市场范围与提升市场质量。笔者多年前曾撰文指出：中国缺的不是知识与人才，而是真正的市场与有效的规范。
客观地说，中国市场真的不大（市场不是简单的空间概念），能够提供的机会不是很多，时至今日，防止社会退化的关键举措仍是全民重拾市场理念的共识；
其二，消解官本位社会带来的知识封闭现象，让降维隐含的知识溢出效应得以体现。
这才是一种合理的知识在社会中流动的路线图。
如果宏观格局总是迟迟无法完善，那么降维收割就是合理的，也势必要付出巨大的沉没成本（全社会的盈余资本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