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道玉
 

与笔者（左）等在一起

 

　　我与姚禄安教授早年相识于前苏联莫斯科，那时他是在苏联科学院电化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研究生，将于1963 年夏季毕业。我是于1962 年初，被派遣到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研究生， 我初来乍到，而作为即将毕业的老大哥姚禄安，无论在学习上或是生活上，对我多有照顾和帮助。同时，姚禄安还担任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生学生会主席，他毕业后我又接任了留苏学生会主席这一职务。因此，我俩的关系非同一般，既是先后的同学， 又是先后两任留苏学生会主席，我们的情谊形同兄弟。

 

　　禄安到武大工作，他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我知道，老姚是学电化学的，师从苏联著名的电化学专家巴高茨基院士和弗鲁姆金通讯院士，于1963 年5 月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副博士学位。武汉大学电化学研究室是学校的重点研究方向，我建议他回国以后到武大工作。禄安接受了我的建议，回国后他填写的志愿是武汉大学，结果被教育部分配到武汉大学。同一年，我由于领导留苏学生会揭露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行径，遭到苏联外交部驱逐，限定48 小时离境。回国以后， 我又与禄安成了化学系的同事。我们先后由同学到同事，前后共52 年了，是莫逆之交的好朋友。

 

　　我于1981 年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第19 任校长（自1913 年起），我决心不辜负历史赋予我的使命。我乘着改革的浪潮，决心改变学校落后的局面。当时，武大学科设置太陈旧了，打算创办一批新型的系科和专业，而环境科学系就是率先创办的系科之一。经验告诉我，要建设一个新兴的系科，选择一位有威望的系主任是至关重要的。1983 年年底，我亲自拜访了老同学禄安，向他征求创办环境科学系的意见， 并准备请他出任首任系主任。他对创办环境科学系极力赞成，对于担任系主任之事， 他也没有推辞，他说：“我们是老同学了， 都不必客气，我们携手共同把武大环境科学系建成中国一流的系科。”

 

　　1984 年春天，全国第一个环境科学系在武大诞生了。万事开头难啦，在禄安的主持下，从专业的设置到教师的选聘，他都全力以赴，可谓是呕心沥血。武大环境科学系，是真正的多学科的组合，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当时，从化学系、物理系、生物系和校外调进了几十名不同专业的教师。其中，既有电化防腐研究的，又有环境分析的；既有湿地保护的，又有数理生态环境的；既有化学治理污染的，又有环境工程的；既有搞化学资源的，又有搞生物资源的。这些都反映了禄安超前的学术思想。我十分感谢禄安对学校工作的大力支持，他为武汉大学环境科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禄安是一位勤勤恳恳的学者，他严以律己，工作任劳任怨，他实现了把武大环境科学系办成全国最好的系科愿望。他给自己的人生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为后来的青年人留下了一份值得珍惜的业绩。他还担任过全国和湖北省等多个环境科学委员会的重要领导职务，为全国和地方环境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90 年代初，禄安退休了，但他依然关注着环境科学的发展。后来，他被检查出患有糖尿病，但他坦然面对这种折磨人的慢性病。大约是1996 年以后，他的糖尿病逐渐加重，眼睛视力不断下降。他先后几次住院治疗，与疾病进行抗争。但是，到了2014 年10 月，病情再一次加重。他的大儿子姚超良电话告诉我，父亲的病出现了不好的征兆，虽然没有下病危通知，但预后不是太乐观。在他病重期间，我曾经到医院探视他，虽然他神智清醒，但已经不能进食和言语了。我们面面相觑，似乎都有千言万语想说，但他已经力不从心了。我默默地祝福他，希望上苍保佑他。

 

　　2015 年1 月2 日，禄安走完了人生之路。他从农村穷孩子到大学生，从“红墙卫士”到留苏副博士，从电化学教授到环境科学权威。一路走来，非常辛苦，他太劳累了，现在终于可以永远休息了。

 

　　老朋友，你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 是无私奉献的一生，无愧于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请安息吧！

 

　　刘道玉

 

　　2015 年3 月9 日